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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改变年轻人铁饭碗闪耀土豪金光芒

发布时间:2019-07-18 01:47:11

公务员改变年轻人:铁饭碗闪耀土豪金光芒

公务员改变年轻人  :  研究生痴迷考公务员:一旦考上马上退学  一名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每天擦桌子证明自己还活着  辞别公务员  基层女公务员辛酸泪:月薪没2千 陪酒陪跳舞  公务员改变年轻人  “为人民服务”的资格,成为火爆的职业选择。考取公务员的年轻人,是否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沉重的铁饭碗  内容简要:今年的公务员国考参考人数又破了个纪录,111.7万人。这纪录就是个受虐狂,被破不稀罕,不被破才诡异从1994年公务员开始招考以来,每年,都有更多人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今年的公务员国考参考人数又破了个纪录,111.7万人。这纪录就是个受虐狂,被破不稀罕,不被破才诡异从1994年公务员开始招考以来,每年,都有更多人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而111.7万,不过是国考参考人数,现代公务员考试分为两级,除国考,还有地方公务员考试。按照报道,我们手动统计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公务员招考,2013年有464万人报名参考。虽然参加国考和地方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有交叉,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可以参照的一个数字,是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699万。  不过,在冷冰冰的逐年上扬的统计数字之外,还有人们鲜活的记忆,与之佐证,甚至与之相反。  2000年我大学毕业时,全班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考公务员。道理倒是很简单,自打1990年代中期都市报兴起后,中国的业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毕业那会儿,赶上了这黄金时代的尾巴。我们学的是,业正火爆,不好好地做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考什么公务员啊。  而且,在我们少年时代,正值国退民进,当时没有“公务员”的概念,统称为国家工作人员。那时候,羸弱的国有企业被甩了出去,企业里的国家干部也难以自保,甚至连政府工作人员,也成批次地跟着下海潮,冲出体制外。  往日的印象太过鲜明,当公务员,对于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初出生的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可笑的选择。人们不再相信“铁饭碗”,这碗饭缺油少盐,而且容易被赐饭者一脚踢翻。  那时候,的工作是外企,是正蓬勃而起的民营企业,是业,这种虽不出体制,但运行规则、薪酬待遇完全市场化的机构。  所谓“民进”,不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更是民心的兴起,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人们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扼住命运咽喉的进步。人们不相信饭碗,也不相信饭票,相信用市场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来大快朵颐。  那个时代,没有人谈“中国梦”,但对一个个个人而言,无疑是梦想灿烂的开始。  不知不觉中,历史的车轮在拐角处拐了个弯,国进民退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界的动荡,更是人心的动荡。上升机会的狭窄、社会带给人们的不安感,让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公务员待遇的稳定提高,“铁饭碗”开始闪耀动人的土豪金光芒。  逢进必考的公务员改革,确实打破了用人唯亲的怪圈,但却圈走了更多人才和创造力。公务员考试,已经取代了高考,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路径,并越发接近古代社会的科举,“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心态变形萌发。  对于那些真正希望服务公众、改变社会而参考公务员的的年轻人而言,更多追求稳定的同行者,也扰乱了他们步点,增加了他们实现理想的难度。  可能不会有一个科学的考量,来清晰地核算,希望成为公务员的年轻人比例是多少才合理。但如果人人都想当公务员,谁来直接创造社会价值呢?  20多年前,打破“铁饭碗”也打破了让社会进步停滞的枷锁;现在,在凝滞的社会彻底成型前,或需要释放更多的空间,在“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和直接创造社会价值者之间,找到一个比例。  (徐一龙)  为什么人人都爱公务员   文/朱学东  11月24日,201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开考。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中国共有152万人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格审查,热岗位报录比达7192:1!  当1994年我报名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公开招考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公务员考试竞争会变得如此激烈;2000年,当我从中央国家机关一个位不高、权不重却令人羡慕的岗位上辞职出门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公务员的位置会变得如今天般炙手可热。  我从公务员岗位离开的时候,固执地认为,中国社会的开放已经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而且,会继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当时的社会,也向我呈现了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在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多元开放的路上,公务员热却逆势而来。  作为一名前公务员,现在的社会观察者记录者,我还是清楚地看到了我那诸般想不到背后的逻辑。  公务员岗位的火爆吸引人,在于这岗位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地位。这种独特地位,源于社会国家治理的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设计。  与西方法治国家代议制下公务员角色定位不同,中国社会传统的官吏政治特征和牧民心态并没有随着进入现代社会而消失。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设置,更是继续强化了这种行为和心态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垂直管理体系,使依附于其上的从上到下拥有不同层级权力和资源的岗位成为炙手可热,这些岗位掌握着上至国家下至地方不同程度的资源规划、项目审批、资金调拨等权力。他们的位置,让他们有了高瞻远瞩的气势和勇气,那怕他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但他们却掌握着与此关联的地区和项目的人们的命运与财富。  这一过程中,是权力,而不是市场,在过去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计划经济的思维与代天牧民的幻觉并未远去。  与王朝时代传统社会的官吏一样,他们令人敬畏。  同样,与王朝时代一样,纵使有严刑苛法在侧,但权力当道早已蛀空了法律的威仪,监管的制度终成了空架子。  这一过程中,没有人没有那个岗位会逃脱人性的恶的一面。于是,寻租自肥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既有组织行为,也有个体贪欲。虽然法律和监管体系会抓住一些进行惩罚,但却因制度性缺陷,而无济于事。  至于公务员岗位在社会结构中福利的超级稳定性,岗位动荡的低风险性,也就是自肥的顺水推舟而已。  天下熙熙,利来利去。公务员岗位越来越庞杂强大,也挤压了其他社会空间的健康成长。于是,利益驱动成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年轻人如过江之鲫般蜂拥至公务员考场。  毫无疑问,中国的公务员体系需要年轻有为的知识精英加入,许多年轻人也是怀抱改造国家的鸿鹄之志投考公务员的。但是,公务员岗位在中国的独大,本身就是陈腐理念的畸形儿计划经济的变种,是制度设计的不当的产物,也是法律监管缺位的后果。  本质上,公务员岗位是社会利益的协调服务机构,在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规则下,应是保守而非突破性力量。这也是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年轻人,把进入非创造性行业的公务员体系当作,社会损失的,将是创新和活力,这个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于个人而言,进入公务员体系并不意味一切。扼杀个体生命力的不仅有动荡不安的生活,官僚机构内的察言观色、委曲求全,以及对自己被迫从事工作的妥协,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虚耗。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许多年轻的公务员,过早地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开始有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脸色眼光,甚至身体。  当我离开公务员多年之后,面对公务员的火爆,许多朋友曾经问过我是否后悔。  不,一点也不后悔。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而多元,个体自我选择的机会迥异于从前,只要你有勇气,你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也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离开公务员岗位后,我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公文总结,我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笔,学会了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立场,赢得了更多发自内心的尊敬。  这感觉,就像鱼儿归了大海。  王然在空荡荡的自习室复习,距离国考仅有几天了,他抓紧一切时间一搏。 摄影 中国周刊 樊竟成  为“碗”消得人憔悴  中国周刊 刘畅 北京报道  内容简要:研究生一年级的王然决定:一旦今年考上公务员,就马上退学,毫不犹豫。  对王然来说,来这所研究生院的价值,就是为自己“考碗”找了个自习室。  “考碗族”是指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考到一个“饭碗”不罢休的人。  还没到考试周,图书馆里已经人满为患。书海里占大头的,是公务员行测和申论考试资料。11月24日的国考将至,大家都在做的冲刺。  研一刚开学两个多月,他也逃课了两个多月,成天泡在这儿复习国考。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花高昂的学费却不来上课,多少有点资源浪费。但他不这样认为等到研究生毕业,自己一样还得考公务员,多耗三年时间金钱,才是真正的烧包。  他已经考过五次,如果这次成功了,王然决定立马退学。  “也算小资生活”  一副薄边眼镜配上眉清目秀的模样,王然文质彬彬的。  采访当天,他早早迎在校门前。进教学楼的时候,他放缓脚步站下,微微欠身,伸出左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让先进门。 到了休息室的桌子前,他快步拉出椅子,以同样的姿势招呼:“您先坐。”  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本科期间,他一直担任班上的团支书。大三大四两年,因为党支书忙着外出实习,班里的党支部活动、思想汇报,都由他来牵头组织。  大家都在找工作,参与热情不高。他得费劲巴拉挨个通知。日子久了,一有啥党务工作,辅导员索性直接找他干。  他摊了摊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不干谁来干?”不过,从语气和表情透露,他挺怀念那段日子。  “脑袋不小,你小子以后是块当官的材料。”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摸着他的头这么说。因为是长男,长辈们很重视王然的家教。  王然的老家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几十里外的偏僻县城。10岁时,王然的父母就去了浙江做小生意,只有过年才回来。老家的墙上,贴满了他从小到大拿过的奖状。每次有客人拜访,参观这面奖状墙时都会赞不绝口:“以后肯定有出息!”  懵懂时期,他觉得家里“有出息”的是他二大爷。  那时候,二大爷从当地教育系统调入镇政府,几年后成了镇长,后来又升入市里任职。他记得,这位胖胖的长辈有点谢顶,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整天一身西服皮鞋,说话口气和蔼,慢条斯理。他平日里很忙,经常有陪酒应酬,一见王然,就50块、100块地递零花钱给他。而带他下馆子,吃完饭结账,向来都要开发票。这时候,老板会推脱递过来的饭钱:“不用不用,先记账本上吧。”  “给人感觉很儒雅,活得很潇洒。”王然评价道。他对公务员初的理解,就是“当官的”。  从初中到高中,王然的成绩一直排名年级前列,大学本科读的是系,主要理由是因为填报志愿时,发现这是学校里分数很高的几个专业之一。  虽然学的是,但他认为自己性格和条件,挺适合做公务员:“工作稳定,可以回家离父母近一些,而且老家还有点关系。  此外,如果想往上走,努力干出点成绩结识些人脉,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不习惯官场的争斗,到时候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一辈子做个小公务员,在我们那儿也算是小资生活。”  “典型的万人坑”  其实,考公务员是也被现实逼出来的。  此前只知道刻苦学习的王然,在大学宽松的环境里,渐渐“迷失堕落”了。“四年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电脑游戏上。”  大二那年暑假,他有过一次正经八百的实习经历,去电视台帮忙做节目策划。几个月下来,自觉没啥收获,就主动离开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这行当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没有追问精神”,“不太适合干这行”。  大四那年,因为经济形势不景气,就业形势严峻。和很多为找工作发愁的同学一样,他也做了两手准备,一边考研,一边复习公务员资料。  精力不够用,这是他次国考失败的主要教训。  2012年11月份,他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单位是成都市金牛区税务局。他并没有选择老家县城里的岗位。“当时心气儿很高,要么留北京,要么去成都市里当公务员。”他解释,“唉,太理想主义了。”  这个岗位录取率是300:1,全国各地都有分考点。去中国政法大学考试那天,他带着高考时候的手表,现场也跟高考似曾相识,人挤人,入考场前都还一个个抱着资料看。  成绩出来,惨不忍睹,他已经预料到了:“就当练手长经验吧。”  2013初,他结束了研究生考试,自我感觉不错。成绩还没出来,王然打算再去试试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他报考的目标是海淀区地税局。录取率是120:1,理论上比成都金牛区税务局算是容易些,可竞争仍然残酷。  “海关、地税和国税,这些单位是典型的万人坑,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他说。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坑里”。那个“税”字,给他印象就是“很有钱”,万一运气好呢?  有了次的经验,他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复习得很细致。  他个人感觉,北京的试卷内容比国考相对简单些,但题量非常大。拿到卷子他便飞快地写,遇到不会的就跳过去,就这样还险些没做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场里一个女孩还在玩命地涂答题卡。考试期间,王然扫过她一眼,当时女孩可能被某道题难住了,迟迟没往下写。  收卷子的时候,监考老师跳了过去,去收她后面的。十几秒后再回来,就开始强行收答题卡了。“老师,让我再涂一会儿吧!”她拽着没松手,眼泪一下流出来,但有大半没涂完的答题卡还是被夺走了。女孩只能呆呆地坐着抽泣。  也许她准备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次机会对她非常重要,王然心里也替她叹了口气。  “被一两道题拖延住犯了大忌。首先要保证把能拿到的分都拿到,拉分的题,你不会,大家可能都不会。”按照他的理解,这份试卷实际也在考察全局观和应变速度。没有这两种能力,就很难应对公务员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场教室里还坐满了考生。到了下午申论考试的时候,就出现了三分之一的空座。他分析,很多人因为上午没考好,就主动放弃了。  他自己也没那么幸运。王然拿了138分,而地税局的入围成绩线是150多分。  不久,他的考研成绩也出来了,距目标人民大学法学院差了2分。  十分钟后,他便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虽然没进海淀地税局的面试,但他可以选择调剂面试其他几个岗位:西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西城城管),昌平区工商管理局,以及几个街道办事处。  这是毕业前,能抓住的机会了。  有劲儿没处使  王然现在还悔恨不已,自己竟然早上睡过头,错过了工商局的面试。  剩下的机会,就是当城管或去街道办事处。初,他没有考虑过这些岗位。母亲做过小贩,多次被城管态度恶劣地抄过摊儿,他一直对这个职业很抵触。他的一位学长就在某街道办事处工作,虽然各种福利挺好,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在北京仅能够糊口。  后来,另一位在北京某区当城管的师兄告诉他,北京的城管和外省市不同,是公务员待遇,月薪近5000元。“一个iPhone5啊!”听罢,王然心动了。  面试那天,一共有40多个人,录取名额是20个。他穿着西服,心情忐忑,一看见里面坐着的7个考官,更没底儿了。“别紧张,放松。”一个中年大姐笑容和蔼,显然是唱红脸的。他没法不紧张,边上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大哥,一言不发,从始至终目光凶狠地盯着自己。王然特别重视这次机会,本来就紧张。一看这阵势,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因发挥失常,他没能当上这个城管。后来他琢磨,可能是因为这一行太特殊了,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所以才会安排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唱黑脸,以测试高压下的反应能力。  面试经验不足,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后来,他从各大公务员站论坛上,学习了一套一套的面试技巧,还特地买了书恶补。  “实际上,面试问题都是有规律的。”他拉开了话匣子,“回答也是有模板的。”  比如,有个面试的问题是:一向口无遮拦的同事小张,向领导举报你在办公时间打,而你实际上是在接一个紧急公事的。向领导解释了真实情况后,你将如何对待这位说你坏话的小张?  “回答前,一定不能忘了礼仪,得一本正经地先说‘各位领导、老师大家好’,做自我介绍。”他清了清嗓子,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来,“还得装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然后抬起头首先,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我会私下里和小张聊一聊,说明情况……,我会坦诚地告诉他,这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关系,希望能互相帮助,把工作做好。”  与媒体打交道也是个重要类型。发生重大事故,面对前来的你该怎么做?  “发生这类事件,首先绝不能隐瞒信息,我会主动提供一些了解到的情况,并希望朋友将政府部门的处理进展如实地传达给公众……”  他张嘴就来,语调不快不慢,没有一个地方出现磕巴。  可当大家都按这个模板回答问题,怎么分出个高下?  他微微一笑,“拿分的诀窍,是套话后面的具体处理措施。你说得细节越清晰、可行性越强,得分就越高。”  遗憾的是,那次是王然一次进面试环节。之后的几次他都没通过笔试,有劲儿也没处使。  奔波在火车上  他四处寻找公务员招录机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往返的火车上。  今年4月份,他参加了天津市公务员考试,报考某税务部门。他多次报考税务局的公务员,除了觉得待遇福利较高外,还因为这个岗位对专业本科生不设限制,其他合适的对口岗位太少了。  路途不算辛苦,坐58块钱的动车到了天津,却发现考点没地方住。一共有200多人报考,附近的酒店、小旅馆早就预订满了。“没报好,又一个热门岗位。”  他好容易找了一个据考点20分钟路程远的小旅店,仅剩一个小暗间了。上午考完,怕来回耽误时间,他选择留在考点外。  有人坐在台阶上看资料,有人靠墙而坐,抱着膝盖打盹。一些家长也陪孩子过来,有车的就在车里休息,剩下的和孩子一样,席地而坐。王然挑了块大石头坐着看书,因为太累,看了一小会儿就睡着了。  成绩不太理想,王然并没有气馁。  此外,他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的考研成绩可以被调剂到一所研究生院的法学硕士专业,但没有奖学金,一年学费一万六。父母还是决定供他读书,这样一来,家里经济状况有点吃紧。  这促使他加快了“考碗”的步伐。  研究生开学后,他只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就开始躲进图书馆,潜心复习公务员考试。  频频失败的报考经历使他认清了现实:与其在大城市拼得头破血流,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安全感更高些。  第四次,他报了四川崇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务接待的岗位,单位离老家两个多小时车程。按他的理解,所谓的“接待”应该是个与党和政府领导接触机会较多的工作。  今年10月份,他没跟老师打招呼,就偷偷坐上了从北京开往成都的硬卧火车。路上的28个小时他也没闲着,一直看复习。他从上下载了近10G培训视频,还买了不少公务员名师的光盘,已经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下了火车,他马不停蹄坐车往家赶,到家已经天黑了,简单吃过饭便抓紧休息。第二天上午坐了3个多小时长途车,中午到达崇州。没想到,这个事业编岗位的竞争也达到了300:1。附近的小宾馆全部客满,一下午都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他只能住在一个离考点不算近,而且价格不菲的大酒店里。  考试题型法律方面的居多,这对读法硕的王然没啥难度。但一路的折腾,他有点乱了分寸,过分纠结于数学题,影响了答题时间。  第二天早上,没来得及跟家里的父亲打声招呼,他就急匆匆赶往火车站回了北京。学校有门行政法的课程,与公务员考试内容有关。这也是他不会翘的课。  11月3日,他又坐火车来到老家,参加了四川省省考,岗位是老家的地税局。这次虽然没有再纠结于数学题,可他感觉考得一般。  此行还收获了一段友谊,一个没有找到地方住的山西考生,与自己分摊了200块钱的房费。夜里闲聊,对方告诉王然,自己是辞职之后来参加考试的。此前他在陕西一家国企工作,工资拿得不少,却不满总是被部门其他人“欺负”只有他不是关系户,所有的活儿都推到他身上。他觉得公务员不用这么受气,因为有考评,“大家都得干活儿”。  临别时,对方告诉他:“你要是考上了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咱们就是同事啦。”  回老家往返考一次试,光路上要马不停耗费三天,在车上长要28小时,短要3个小时。这一个来回,他根本没歇脚。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他用陶渊明的一句诗作形容。  一搏  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王然又要迎来今年11月底的国考。  早上8点,他会慢悠悠前往图书馆,学上半天,中午午休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晚九点图书馆闭馆,王然会随便挑一个自习室,学到11点再回去睡觉。晚上,他会听听汪峰的歌睡觉,喜欢的两首是《再见,青春》和《飞得更高》。  学校里的一切教学活动,似乎都与自己毫无关系了。这所研究生院,不设本科部,位于北京边缘,四周一片荒凉。一个班上有100多个学生,上大课教学。如果老师点名,宿舍的一个哥们儿会主动替他喊到,如果提问也一并答了。  有一次他想换换脑筋,参加了班里的羽毛球比赛。很多同学都不认识他,以为是对手“从校外搬来的救兵”。  “这么说吧,班主任都记不得我的名字,更别提认识我了。”他说。  这次他报名的是邮政管理系统的岗位,工作单位在老家所在市。这很可能是自己一次考公务员,他把全部精力都扑上去了。刚刚把近两年的真题做了一遍,接下来正打算把五年来的真题再做一遍,一天一套。这次他感觉希望很大。  为了避免笔试通过,面试被“黑”掉,他家里也做足了准备。自己的三奶奶以前在县里担任要职,人脉很广,之前二大爷能够高升,也多亏她四处走动。这也一直让爷爷耿耿于怀,一直跟她说:“你没提拔我的儿子,这次得帮帮我的孙子!”现在,父亲告诉王然,三奶奶已经放下话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基本没多大问题。  无论是上一次省考还是接下来的国考,只要笔试成绩通过了,他就会立即把研究生退了,“还能省下不少学费”。  万一笔试成绩没过呢?他挺担心坏的情况发生,所以话说得很谨慎:“可能,我就暂时放弃考公务员了。毕竟一个研究生还是比本科生有优势。自己会努力保证不挂科,拿下学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然就此放弃了“考碗”的努力:“毕业之后还会考的,有些地方,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入职后可以直接享受主任公务员待遇这相当于一个本科生学历的人,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三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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